“……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，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，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。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，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构想和描绘。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，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。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江泽民在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

      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(world Trade organization，简称WTO)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竞争，融入经济全球化、市场化、网路化的必须选择，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。
       加入世贸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分水岭，标志着进入一个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阶段，将在更大范围内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，与WTO成员各国市场经济的主流体接轨。中国已明碓表态，信守承诺，遵守世贸组织的“游戏规则”。开放的中国将迎接一次大规模的东西方经济、文化文流。
       说起来，加入世贸可算是第四次中外交流的连续。现在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。
       中国文化最早和域外交流是在汉唐之间。远在公元一百年．即汉代之时，已有罗马帝国的商团来华访问。从汉代起，中国从中亚、西亚学到许多东西。当然中国也向他们输出很多东西。在文化方面，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，应该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文化交融。但中国并没有照单全收，而是把佛教充分地加以消化，还把中国固有的哲学融入佛教中去，使佛教成为“中国的佛教”。文化的交流不一定是单纯的移植，而往往是有综合、有创新的。
       及至唐代，外国人访华之风更盛，而广州在当时已成为重要的商港。外商自广州出发，取道梅岭入江西，集中在南昌，再经钱塘江入江苏，汇集于扬州，复经运河入洛阳，最后到达长安。翻开历史书籍才知道当时的长安外商云集，仅波斯人的珠宝店已占了一条街。原来远在西元六百年，已有这么多我上深入中国腹地，今天的外商已是“晚行人”了。
       第二次中外交流发生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，即明朝末年。那时，西方已经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，一些天主教、基督教的教士纷纷东来。第一个来华的教士是利玛窦（Matteo Ricci），他不仅带来基督教思想，而且为了争取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信任，他还把西方的古典哲学、逻辑学、美术、音乐、自然科学也带到中国来。康熙本人对西方文化包括天文学、几何学都很感兴趣。后来由于天主教不许信教的中国老百姓拜祖先，引起强烈的反响，交流就中断了。
       第三次重大的中西交流，是在与前两次不同背景下发生的。那是19世纪中叶以后，也就是鸦片战争后，特别是19世纪末叶，甲午战争后，这一次很明显，欧美的经济、文化要比中国强势得多，我们主要是输入。输入之后，有的能够消化，有的还没有消化。总之，第三次中西交流，西方占尽上风是毫无疑问的。
       第四次中西交流应该算是始于1978年，邓小平高举了改革开放的战旗。中国由计划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市场经济。二十多年来的发展，有起有跌。总的来说，中国的经济基础比以前强多了。二十年来的勇战打下来的基础足以迎接加入世贸的任何挑战。
       加入世贸是改革开放的连续，可说是彻底的开放。这肯定是一个世界性的强烈讯号：世界将开始一个新的历程。中国入世是各个转折历程的里程碑。历史是如此的戏剧化，一百年前的今天，封建、封闭的满清中国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下签署了世界性的辱国之盟；现在，开放的中国通过入世向世界发出经济战书，这是本世纪的东西方之争。
       谁胜谁败？也许没有胜负之分。经济、文化交融，真可做到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地步。经济、文化是可以互相融汇而公用的。
       中方手上的皇牌是市场、创新、人力资源；西方手上的皇牌是操控、管理架构、硬件成果。谁能先拔头筹？
       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宽领域的交流场面肯定是热闹、精彩、并且刺激。

施伟斌

2001.10.29